人物档案

陶行知,本名文濬,1891年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。1910年入金陵大学文科,1914年留学美国入伊利诺大学获政治硕士学位,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,师从杜威。1917年秋回国,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、东南大学教授、教务主任等职。1923年与晏阳初等 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,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。1930年4月遭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,1931年又回国开展教育普及工作。一二·九运动后,与宋庆龄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。1938年参加国民参政会,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。1941年,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。1945年,加入中国民主同盟,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。1946年7月25日,因突发脑溢血在上海去世。

古代的孔子开私学提倡“有教无类”,首开平民教育之先河。近代的五四运动之后,中国又出现了一位努力践行平民教育的人物,并根据“生活教育”的理论创办了各类新型学校。这位被人们尊称的“当今圣人”,就是被毛泽东誉为“伟大的人民教育家”的陶行知。

因信仰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学说,取名“知行”。后来认识到“行是知之始,知是行之成”,遂又改名为陶行知,并终生在教育实践中探索求知

开展平民教育运动,反对鼓吹“劳心者治人”而脱离生产劳动的不良传统。他虽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,却脱下西服,穿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,并倡导学习“南泥湾精神”

陶行知的父亲靠教书为生,家境贫寒,本人全靠勤奋求学成才。他原名文濬,大学期间推崇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学说,取名“知行”。43岁时,他在《生活教育》上发表《行知行》一文,认为“行是知之始,知是行之成”,并改本名为陶行知。虽然王阳明学说含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分,

1910年,陶行知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,受辛亥革命影响,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,主编《金陵光》学报中文版,宣传民族、民主革命思想。图为在金陵大学求学时的陶行知

为了实践理想,1926年,陶行知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创建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,自任校长,还改地名为“晓庄”,取日出而作之意。在这所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,陶行知脱去西装,穿上草鞋,和师生一起开荒,一起建茅屋。他提出“生活即教育”,“社会即学校”,“教学做合一”,“在劳力上劳心”的理论,目的是要“发展学生的生活本领”。抗日战争期间,陶行知又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,把“生活教育”理论运用在培养“人才幼苗”的实践中。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,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。校内不仅教学生文化课,还努力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。陶行知又派学生戴爱莲等人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学习《兄妹开荒》等秧歌剧,在校内组织演出。他还倡导学习“南泥湾精神”,带领师生开荒30亩,建立了育才农场。这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,使陶行知独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誉满中外。陶行知从美国学成归国之时,正值国内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,他马上以极大热情投身教育改革,并决心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办学方式,用平民教育为“中国教育寻觅曙光”。他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,主张“到民间去”,还立下宏愿,要筹措100万元基金,征集100万位同志,提倡开设100万所学校,改造100万个乡村。陶行知却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,且终生以此自勉。

    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1915年,陶行知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时,与导师合影     1915年,陶行知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,获硕士学位

针对蒋介石以“剿匪”之名进攻苏区,陶行知在《申报》连发时评称:“今日举国之匪,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”。蒋介石大发雷霆,下令“申报禁止邮递”

“七君子事件”发生时,陶行知正出访国外。沈钧儒说:倘若陶行知留在国内,一定和我们在一起,“七君子之狱”就变成“八君子之狱”了

1921年底,陶行知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,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,收回教育权利,推动教育改进。图为第一次董事会合影。右为陶行知

陶行知在投身平民教育时,也时刻关注社会上的政治运动。1930年春,晓庄师范师生为抗议英商和记洋行工人被殴,举行游行示威。时值蒋冯大战,因陶行知与冯玉祥有私交,蒋介石断定晓庄事件是响应冯玉祥的反蒋行动,遂怒令关闭晓庄师范并通缉校长,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。后通缉解除,过了一年陶行知才回到上海,从此更立志反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。

在沪期间,陶行知经黄炎培举荐被聘任为国内有名的《申报》的顾问,曾化名“不除庭草斋夫”发表了大量杂文和时评。当时,蒋介石以“剿共”之名进攻共产党领导的苏区,陶行知连续发表了《剿匪与造匪》等三篇时评,语惊天下地指出:“今日举国之匪,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”。国民党当局很快查明这些文章出自陶行知之手,蒋介石大发雷霆,批示:“申报禁止邮递”。为申报馆的生存计,总经理史量才忍气吞声,表示今后不再续登陶行知的文章,蒋介石方解除禁令。

面对外患日深和国内的黑暗统治,陶行知感到不能只坐在校园书斋。一二·九运动爆发后,他与宋庆龄、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。1936年7月,他担任了救国会的“国民外交使节”出访欧亚非26国,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。途经香港时,他与沈钧儒、章乃器等联合发表《团结御侮宣言》,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。这一宣言震动国内外,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。出访期间,国内发生国民党政府逮捕救国会领袖的“七君子事件”,陶行知又一次被通缉。沈钧儒后来说:倘若陶行知留在国内,一定和我们在一起,“七君子之狱”就变成“八君子之狱”了。

李公朴、闻一多遭暗杀后,听说特务已经把他列为下一个对象,他马上表示“我等着第三枪”,并给育才师生致信:“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”

周恩来赶到之时,陶行知的手尚有微温。在发给延安的电文中,周恩来称陶行知“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”

在争取民主并为群众争取教育权利的长期奋斗中,陶行知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,在思想日益一致的基础上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出访欧洲期间,陶行知曾三次拜谒马克思墓,并赋诗曰:“光明照万世,宏论醒在下”。他在重庆主办育才学校时,又邀请邓颖超对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。

1946年7月25日上午,陶行知在国民党特务的严重威胁下,因劳累过度,刺激过深,突患脑溢血,周恩来、邓颖超、沈钧儒等闻讯赶往探视。但抢救无效,不幸逝世于上海,享年55岁。图为当时上海《文汇报》刊载的消息、讣告和追悼大人会筹备会启事

抗战胜利后,陶行知作为民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,与共产党密切合作,积极投入反内战、反独裁、争民主的斗争,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民主人士的堡垒。1946年4月,陶行知来到上海,三个月后传来李公朴、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。陶行知闻讯异常激愤,到处演讲谴责。当社会上传说特务已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时,周恩来派秘书陈家康去报警,要他提防特务的无声手枪。陶行知当即毅然表示:“我等着第三枪!”他还给育才师生留下了一封信,发出“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”的铮铮誓言。

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,健康过损,受李、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,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爱棠路爱棠新村13号突然去世。惊悉噩耗后周恩来匆忙赶到,陶行知的手尚有微温。许多民主人士猜测这可能又是特务暗害,经沈钧儒行医的儿子诊断判明还属因脑溢血病亡。不过,听说蒋介石得知这一眼中钉除去曾窃喜不已。陶行知去世当日下午,周恩来便向延安发电评价:“十年来,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路线走,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”。“假使陶先生临终时能说话,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。”次日上午,上海万国殡仪馆挤满了前来悼祭的群众。中共代表团的挽联是:“中国人民教育旗手,民主运动巨星”。8月11日,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也举行陶行知追悼会,毛泽东送的挽词是:“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”。

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,陶行知以赤子之忱表达的思想和实践,代表了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

陶行知投身教育,与他生长的环境息息相关。他由于有当教师的父亲,6岁蒙馆,14岁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。因家境贫寒,他靠教会资助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。在美国留学的经历,使陶行知更深深地认识到祖国传统教育的一些弊病,并立志去改造。

近代中国的危机多难,又使“教育救国”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,陶行知正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。他以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的赤子之忱,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。最可贵的是,他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索,又以“甘当骆驼”的精神努力践行平民教育,30年如一日矢志不移,其精神为人所同钦,世所共仰。在长期的艰难跋涉中,陶行知逐步认识到,不改造旧中国黑暗的政治,就不可能真正繁荣中国的文化教育。因此,在四十年代中期他发表了《民主教育之普及》等文章,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,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,这就是民主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、创造的教育。这一思想,同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已是精髓相通。由于思想上的一致,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起不约而同地站到了人民革命力量的一边,成为周恩来所赞誉的“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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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理论:

在批判杜威“教育即生活”的基础上,陶行知提出“生活即教育”,“社会即学校”,“教学做合一”主张,形成“生活教育”教育思想体系。

“教育即生活”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。在陶行知看来,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,教育含于生活之中,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,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。“生活即教育”的核心内容是“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”。陶行知认为,人们在社会上生活不同,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,“过好的生活,便是受好的教育;过坏的生活,便是受坏的教育,过有目的的生活,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。”他还指出:“生活教育与生俱来,与生同去。出世便是破蒙;进棺材才算毕业”。可见,陶行知所说的“教育”是指终生教育,它以“生活”为前提,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。他坚决反对没有“生活做中心”的死教育、死学校、死书本。

陶行知认为,“生活主义包含万状,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”。“生活”不是人们通常狭义的理解,而是“包含广泛意味的生活实践的意思”。“生活”是包括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,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。“生活即教育”就其本质而言,是生活决定教育,教育改造生活。具体讲,教育的目的、内容、原则、方法均由生活决定;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;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;生活是发展的,教育也应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。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动地由生活制约,而是对生活有能动的促进作用。生活教育的实质体现了生活与教育的辩证关系。陶行知认为:“在一般的生活里,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,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。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,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,展开对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。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,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。”

“社会即学校”来源于杜威的“学校即社会”,是在对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的。陶行知认为,在“学校即社会”的主张下,学校里的东西太少,不如反过来主张“社会即学校”,教育的材料,教育的方法,教育的工具,教育的环境,都可以大大地增加,学生、先生也可以多起来。“社会即学校”是与“生活即教育”紧密相联的,是“生活即教育”同一意义的不同说明,也是它的逻辑延伸与保证。因为生活教育的“生活”是社会生活,所以“整个社会的运动,就是教育的范围,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相通的”。

“社会即学校”的根本思想是反对脱离生活、脱离人民大众的“小众教育”,主张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,打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,创办人民所需要的学校,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。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里去办,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,使学校成为社会生活所必须。因此“社会即学校”的真正含义就是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校。从教育内容说,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办什么教育;从教育形式来说,适宜什么形式的学校就办什么形式的学校。“社会即学校”不是学校消亡论,而是学校改造论,改造旧学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。